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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人误解的大明万历皇帝堪称千古一帝

发布时间:2020-02-26 19:15:42 阅读: 来源:球阀厂家

被人误解的大明万历皇帝:堪称千古一帝

一、少年万历的烦恼

万历皇帝人如其号,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,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。而同时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个皇帝,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,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唯一帝王陵,在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里,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。作为皇帝,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,据说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,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,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。

此外,在位时间越长,赶上的事情也越多,承担的责任也越大,在万历统治的四十八年里,发生了许多事情,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,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——“明亡于万历”。

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“寂寞身后事”有两个:一是开棺焚尸; 二是遗臭万年。实在是倒霉透了。

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,由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辅政。张居正接任首辅后,在李太后的支持下,于万历元年(1573年)进行政治经济改革。朱翊钧在位前十年,由于年幼,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,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,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,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,是为“万历中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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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皇帝,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,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,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任意妄为,虽然贵为皇帝,但由于缺乏自由,他的生活幸福指数,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,有时连赏赐太监、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。政以后,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,仍然热爱读书学习,他命人把历代祖先的《实录》抄出副本供他阅读,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。

二、明代“国嘴”

思考越少,话就越多;修养越深,性格就越内敛。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,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、中规中矩、深沉内敛,应该说他是明代最“温柔”的一个皇帝,甚至有点软弱可欺。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“越看越像老太太!”

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,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,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,不断打着各种旗号,以诤谏的名义,全方位地收拾万历,以至于万历亲政以后,仍然是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”。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,难以言表,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。

万历长期不上朝,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。也许有人会说,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还怕朝臣抨击,杀几个不就完了?事实上,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,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,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。

对于官员们来说,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,除了万历的放纵以外,还有机制上的根源——言官制度。

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。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,属于一般监督。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,属于专业监督。一个对人,一个对事。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,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,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。御史巡视各地,被称为“道官”,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,被称为“科臣”,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“科道官”。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,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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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,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,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,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,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。朱元璋的《祖训》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,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《祖训》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,言官们以此为恃,有恃无恐。

明代讲究名节,许多官员不怕受罚、不惜挂冠而去,拼个鱼死网破,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,而官员只要被弹劾,不论是否被冤枉,就会立即主动辞职,直到事情查清为止,以示清白。

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,培养讲政治、讲正气、讲名节的官场文化,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,死节之多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
制度是好的,但是执行的时候往往走样,尤其是在执行了较长时间以后。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,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,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,一些沽名钓誉之人,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。在正德和嘉靖时期,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廷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。到了万历时期,讲文明的万历帝没有像正德和嘉靖那样使用暴力让群臣闭嘴,而是采取躲避的办法,进行冷处理。

三、无为而治

万历十五年,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,万历宣布实行“静摄”,从此不上朝。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“不朝”,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,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。事实上,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,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。

“万历三大征”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、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。这三场战争规模大、持续时间长、困难重重,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。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,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,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,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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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代社会,政府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:一是召开会议决策; 二是批示公文决策。对于会议,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、开短会,涉及到的人参会,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,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。

在明代,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,人多嘴杂,并不适合问政,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,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,对于政务的处理,没有什么益处,将其取缔,对于遏制不正之风,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,跟今天有相通之处,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,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(奏折)等渠道。

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,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,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,每天不上朝,改为“静摄”,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。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,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。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,各项制度不仅全面,而且完善,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,极具合理性。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,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,发出了“治隆唐宋”的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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