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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翻译大师傅雷的悲欢人生

发布时间:2021-02-03 11:28:31 阅读: 来源:球阀厂家

揭秘:翻译大师傅雷的悲欢人生

傅雷走上翻译道路是一种偶然,也是一种必然。

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,读到了罗曼·罗兰的著作《贝多芬》,顿时如受到神光烛照,心灵创伤受到抚慰,全身喷发出一种生命力的激情,感动得嚎啕大哭。傅雷发愿要将《贝多芬》一书译出,在他看来,“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,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?罗兰所负的债务。”

1931年,傅雷开始翻译《贝多芬传》,1932年11月完成。他满情希望地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,结果遭到无情的退稿:该书已有有几种中译本;傅雷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。

傅雷十分失望,决心向贝多芬学习,不向命运低头,于是继续翻译法国大文豪罗曼?罗兰的另外两部名人传——《弥盖朗琪罗传》和《托尔斯泰传》。

傅雷完成了两部人物传记的翻译,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,在1934年3月3日在上海致函罗曼?罗兰。

他在信中写道:尊作“名人传”三册,现已译竣,祈允予付梓出版;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,已哺育万千青年,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,中译已落后手。个中原因,容弟子追述一二,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。

接着,傅雷对当初读到《贝多芬传》时的振奋动情形进行了追述。最后,傅雷希望罗曼?罗兰能够回函,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他的译著前面。

信函寄出去了,傅雷焦急地期待着大师的回复,世界著名大文豪会给一个中国的无名译者回信吗?

7月,上海最炎热的日子,傅雷收到了罗曼?罗兰6月30日的回信。

“足下移译拙著《贝多芬》、《弥盖朗琪罗》、《托尔斯泰》三传,并有意以汉译付刊,闻之不胜欣慰。” 罗曼?罗兰在信中说,大师对于傅雷信中对“不抵抗主义”的表述作了一番指正。

接到罗曼?罗兰回信不久,傅雷有一位朋友要去欧洲,傅雷考虑到在上海向国外寄信不方便,就在8月20日匆匆赶写一函,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。傅雷在信中首先郑重地表示,“6月30日赐书奉悉,不胜感激。”,他接着告诉大师“名人三传”即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,照片背后写道“谨致深切的敬意,傅怒安。1934年8月”字样,傅怒安是傅雷的别名。

《托尔斯泰传》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,序言以作者罗曼?罗兰致译者书替代;《弥盖朗琪罗传》1935年8月出版。傅雷本人极其看重的《贝多芬传》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,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——傅雷为这3种传记前后花费十几年的心血。以后绵延数十年,罗曼?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,译者傅雷功不可没。

50年代初,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,重新返回书房。他重译了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罗曼?罗兰的《约翰?克利斯朵夫》,新译了巴尔扎克、梅里美等多部作品,迎来了他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。傅雷译文传神,行文流畅,共翻译34部作品,一生译作逾500万字;他的遗著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《傅雷家书》等,也深受读者喜爱。

傅雷的名字,在中国翻译史上,在亿万读者的心目中,闪烁着永远的光辉。

和刘海粟翻脸,和女歌唱家婚外恋

傅雷性格刚烈,耿直暴躁,不过却是待人十分真诚。

1931年10月中旬,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邀请傅雷担任办公室主任,兼授美术史和法文,刘海粟还聘请在北平美专任教的俞剑华先生来校任教。刘海粟考虑到学生们不太了解俞剑华,就让人在学校长廊上挂出俞剑华的10多幅绘画作品。

这天,傅雷和刘海粟一起走进学校。傅雷看到长廊上的画,立刻对工友下令:“这些画没有创造性,才气少,收掉!”工友立刻奉命将画全部拿了下来。

这时,俞剑华正好过来,看到了全部情景。刘海粟感到很尴尬,就把俞剑华介绍给傅雷,俞剑华也主动向傅雷打招呼,可是傅雷冷淡地点了点头,掉头就走开了。

刘海粟很难堪,追进傅雷办公室,问他:“你怎么这样傲慢?”

“此公没有本领,只会抄书。”傅雷不屑地说。

俞剑华胸襟宽阔,并不计较,还是和傅雷来往。20年后,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,俞剑华在南京任教,他到上海必要来看望傅雷,有新著出版必定送呈傅雷指正,两人成为好朋友。

傅雷为了打抱不平,还和刘海粟翻了脸。

一天,刘海粟请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上他家,打开一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,请张弦临摹一幅。张弦把画临好了,刘海粟很满意,留他在家吃饭。第二天又约张弦临摹一幅,又留他吃了一顿饭。他在张弦临摹的两幅画上题了“海粟拟李龙眠”,张弦的作品就属于刘海粟了。张弦画了两天,换来两顿饭,一分钱报酬都没有。

傅雷爱知道了很不高兴,承认刘海粟“待我个人极好”,但“待别人刻薄,办学纯是商店作风,我非常看不惯”。

1933年9月,傅雷辞职。不久,张弦因病逝世。傅雷闻讯后致信刘海粟,“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,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;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;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,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;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。”

此信一去石沉大海,没有任何回音。

傅雷再也忍不住,拍案大骂刘海粟,宣布永远不再和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往来。

傅雷脾气火爆,幸运的是拥有一个温婉的妻子朱梅馥。

932年,傅雷学成回国,与朱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朱梅馥和傅雷一样也是浦东南汇人,她初中高中都是就读于教会学校。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这样评价她:“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、慈爱的母亲、沙龙里的漂亮夫人,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,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,里里外外的杂务,让傅雷专心工作,她还是傅雷的秘书,为他做卡片,抄稿子,接待不速之客。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,好助手,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。”

傅雷在婚后爱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。

他爱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,只要情人不在身边,他就无心做任何事,这时朱梅馥就打电话给成家榴:“你快来吧,你来了,他才能写下去。” 成家榴来了,坐在他身旁;朱梅馥送上茶水,然后悄然退出书房,让他们两人单独相处。

傅雷大儿子傅聪这样回忆道:“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,和我爸爸一样,有火一般的热情,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……”成家榴多年后碰到傅雷的小儿子傅敏,她说:“你爸爸很爱我的,但你妈妈人太好了,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。”

1961年,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,她当年痛苦不堪,做过放弃的打算,但为了两个儿子最后还是隐忍不发。她欣慰地说:“不过我们感情还那么融洽,那么牢固,到现在年龄大了,火气也退了,爸爸对我更体贴了,更爱护我了……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,缺一不可的。”

傅雷对妻子的贡献也是由衷感激,他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,“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,对人生、政治、艺术、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,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。单就这一点来说,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。”

在傅家做了11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道: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,她生病了,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,让她去看病,她若不肯,傅先生就发脾气;傅太太温柔文雅,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,总是笑嘻嘻的。

傅雷还是被划为“右派”

1949年5月,中共在上海建立政权,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傅雷感到不适应,尽管还是埋头翻译,其心境已经难以沉静。1950年6月,傅雷向画家黄宾虹吐露心声:

“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,苟全生命,乏善足陈,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,笔墨生涯更易致祸,懔懔危悚,不知何以自处。”

傅雷竭力想跟上时代的变化,1954年1955年,他看到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,他看了许多反映解放战争、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,觉得深受感动和感染。1957年3月,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,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。会后,他盛赞毛泽东讲话,并为在国外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手抄《毛主席对<全国宣传工作会议>大会讲话》,还兴致勃勃地说:“此次会议,是党内会议,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……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,毫无顾忌,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。”

5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撰文鼓励“大鸣大放”;一周后,傅雷发表了文章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,对少数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。

面对“反右”运动汹涌兴起,傅雷在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三篇揭发批判“右派”的文章。傅雷在《文汇报》发文《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》,猛烈抨击报社总编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徐铸成:“……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,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,有集团的,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,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,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。”

历史真会玩笑,政治风云突变,傅雷还是被指为“亲美反苏的急先锋”、“上海‘中间路线’的代言人。8月22起,上海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,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成为他“反党”的罪证之一。上海市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大会,傅雷做了三次检讨……

1958年初,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全傅雷“过关”,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了,暗示他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,以便顺利过关。

傅雷毕竟是傅雷,他斩钉截铁地说,“没有廉价的检讨,人格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反右”大风浪过去了,傅雷夫妇总算逃脱了一劫,他们正暗自庆幸,没有想“反右”补课开始了,1958年4月30日下午,傅雷在批判会上被宣告为“右派”。

那天深夜,朱梅馥焦急不安,最后终算等到傅雷回来了,他第一句话就是:“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,还在念书,今天我就……”

从此,傅雷深居简出,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、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、《比哀兰德》。可是,他的译著被延迟出版或拒绝出版,有的出版社要他以笔名出版,被傅雷拒绝了。傅雷和巴金一样,是全国文化界仅有的几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,没有单位,没有工资,傅雷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。个性刚烈的傅雷,为五斗米折腰,被迫给上级领导写信求助,措辞卑微……

1961年9月底,傅雷摘去戴了3年零5个月的“右派”帽子,有人要他对党表示感谢。

“当初给我戴帽,本来就是错误的。”傅雷淡淡地说。

由于心境不好和疾病缠身,翻译工作进度奇缓,直至1964年年8月,傅雷才译毕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三部曲。1965年11月,傅雷眼疾稍好,就第4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《猫儿打球号》,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。

“文革”后,周而复向傅雷的儿子傅敏透露:当年,一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“反右”的领导来沪,示意上海“右派”太少。为了增加名额,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命令将傅雷划成“右派”……

一个政治的波浪打过来,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全毁了。

傅雷和妻子一起在黑夜中愤而弃世

毛泽东亲自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!

1966年8月30日下午,区房管局选择队先上门抄家,闹到晚上7点多钟才离开;11点多钟,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闯进来,领头者是儿子傅聪的琴友李名强。

“傅雷,你的问题很严重!”李名强一改过去的毕恭毕敬,进门就大声喝斥道。

“你混蛋!”傅雷当场回击。

抄家在狂热地进行中。忽然,红卫兵在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看到一只箱子,敲掉锁发觉箱子里有一枚模糊不清的镜子,背面嵌着蒋介石的画像;在一本旧画报里,翻到印着的一张宋美龄照片。

红卫兵一阵兴奋的狂呼!

傅雷夫妇大为震惊,这是亲戚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,傅雷家几十年都没有翻过看过,闯祸了!

“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!”震天动地的口号响起。

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,被勒令跪着。

9月2日上午,傅雷夫妇被强行拉到大门口,站在长板凳上,戴上高帽子。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。

1966年9月3日上午9时45分,保姆周菊娣还不见傅雷夫妇起床,就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门,没有回答,她推开门一看,不由得大吃一惊,于是赶忙跑到派出所。户籍警左安民赶到现场,看见傅雷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;傅雷先生穿的是汗衫、短裤,夫人穿的是睡衣。地上铺了一床棉被,显然是为了防止踢倒凳子发出声音惊醒邻居。一旁,一盏很暗的灯还亮着幽暗的光。

书桌上有一个包裹,里面装着钱和一封写给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遗书。

遗书写道:“尽管所谓反党罪证(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)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,百口莫辩的,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(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)。我们纵有千万罪行,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。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,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。只是含冤不白,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……”

遗书委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55.29元;将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;将现钞53.30元作为火葬费……

下午4点多,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傅雷信宅前,傅雷夫妇被抬上了车,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,尔后被送往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。

派出所发电报给在北京的傅雷儿子傅敏,他也在批斗之中,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朱人秀全权处理。傅雷夫妇遗体火化时,朱人秀也被隔离审查了,于是,傅雷夫妇的骨灰无人敢出面认领。

这天,一个27岁女子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来到万国殡仪馆。她对工作人员说,她是傅雷的干女儿,要求认领傅雷骨灰。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家的地址,求得他的帮助后,她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袋,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。江小燕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,说傅雷是被冤枉的。那些封信落到了造反派手里,她被追查审讯,虽然最终没有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但却在恐怖中生活了10多年。傅雷辞世20多年后,傅雷大儿子傅聪回到上海,获知父母的骨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,就和弟弟傅敏四处打听“戴大口罩”的女孩。当他们见到江小燕,一再表示要物质感谢,江小燕都谢绝了,她最后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……

1979年4月26日,傅雷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。上午9点半,上海市政协、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等单位代表和傅雷生前友好400余人,聚集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;著名作家柯灵无限悲痛地为亡友宣读了悼词。平反追悼会后,傅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龙华“革命干部骨灰室”内,妻子朱梅馥则葬在了家乡青浦公墓。2013年10月27日,为了纪念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诞辰105周年、夫人朱梅馥诞辰100周年,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傅雷、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,傅雷的长子、著名钢琴家傅聪和次子傅敏出席了仪式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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